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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越来越多人感觉到，这是一个剧变的时代，推动改变的核心是技术。只不过，这改变是福是祸？答案尚不清晰。在一种普遍的迷惘情绪中，把握现实、描写当下变得特别困难。于是很多人（比如我）开始阅读科幻小说，因为那些预言，尤其是以技术为中心的写作，已经变得非常现实了。
去年引进出版的小说《归零》，描写的是科技巨头赛·巴克斯特——他的形象让人想到比尔 ·盖茨、扎克伯格、马斯克等著名宅男，智商很高，却不擅长与人交往，他们相信技术可以解决一切，全世界都是他们的游戏场。故事讲的是，赛·巴克斯特开发了一个监控软件“融合”，可以利用摄像头和大数据，轻易追踪任何人，为了把这套系统卖给美国中央情报局，巴克斯特设计了“归零”测试，招募十个人，两小时内相继“消失”，如果有人逃亡了一个月， 还没被“融合”抓住，就可以获得300万美元奖金。
这十个人里，有安全专家，也有退役军人、富豪。但逃得最久的，是一个女图书管理员，她平时喜欢看侦探小说，逃亡时带着《安娜·卡列尼娜》。初看起来，这似乎是在求助于印刷时代的智慧，求助于20世纪的革命激情来对抗技术寡头的控制，可惜到了中段，小说突然垮掉，回归了私情复仇。
这种垮掉，使得小说对技术监控的反思也变得含混起来，这也许是出于商业考虑——作者原本是电影编剧，小说写得很有画面感，情节也引人入胜，影视的改编企图很明显，因此，这样的故事不能太尖锐、太困难，也不能太绝望。因为看起来，对于这样的发展趋势，人们已是无能为力了。
展开剩余87%有趣的是，在几位中国年轻女作家的科幻小说里，我也看到了关于监控系统的想象性描写。不过，她们的看法更加暧昧。在这些作品里，监控系统似乎是一个强大到无孔不入、无法反抗、只能接受的秩序，不仅如此，有时还颇为正面。在小说《蚁群》中，作者想象了一个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的女性主导的社会，而这个安全、美好的社会就建立在严格的监控系统之上。这背后的意味，实在令人玩味。
在《归零》中，故事的关键转折点在于，赛·巴克斯特的妻子、公司的另一位创始人撞见他出轨，夫妻感情的变化，导致权力出现了裂隙。这很难不让人想到盖茨夫妻的故事，据说，梅琳达·盖茨提出离婚的原因之一，就是无法忍受比尔·盖茨的婚外情，包括他与爱泼斯坦的私人来往。
《归零》的作者安东尼·麦卡滕在另一本书《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改变世界的友谊》中提及了这一点。2000年，比尔·盖茨辞去微软首席执行官，将主要精力投入他和妻子共同创立的盖茨基金会。但是夫妻二人除了私人生活，在基金会的运作上也有分歧，梅琳达倾向于直接帮助弱势者，尤其是解决与女性相关的问题，盖茨则希望用技术来解决全球危机，包括饥饿、疾病、气候等，为此他还提出一个概念，“创新资本主义”。只不过，从书中的一些案例来看，这种技术思维常常无视当地的实际情况，从而引发新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许多人对盖茨基金会的批评。
并非所有问题都是技术问题，技术也并不能决定一切，人类社会终究由“人”组成，有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综合作用。在技术至上、技术乐观主义的时代，这些常识似乎都被忘记了。
在这本书里，作者提到自己的写作动机：亿万富翁拥有巨额财富，对世界有如此大的影响，我们却对他们所知甚少。他引用了2017年乐施会的数据，八个顶尖富豪拥有世界上一半的财富。八个男人，而不是八十、八百个，他强调说。而且，随着新一轮的技术革命， 他们的财富只会越来越多，“这个世界是怎么变成这样的？现状真的公平吗？维持得下去吗？……在这个失衡的世界里，我们真的安全吗？还是说我们正走向最后的大清算？”没错，这正是需要提出的问题。
2
互联网已然重塑了人类的社会结构，比如“平台经济”，如今人们已经很难想象一种没有快递和外卖的生活了，但是，也许最深刻的改变不是来自外部，而是人的内心。
西班牙精神分析师玛蒂娜·伯德特（Martina Berdet）在《赛博格时代的爱情面孔》中描述了人的这一变化。她从一个相亲故事讲起：安娜在网站上遇到一个男性，他自称住在比弗利山庄——这意味着他是个大人物，他看起来善良、有礼貌，唯一的问题是，他和安娜相隔一万公里，说着不同的语言。安娜说，她不想谈远距离恋爱，她想找一个随时可以见面的人，一起喝咖啡、看电影、聊天。但是他许诺说，自己很快就会来到她的身边。起初， 安娜很难相信，二十分钟前，他们还不认识，二十分钟后，他就非常确定地表达爱情，向安娜描绘他们的幸福未来。这合理吗？如此优秀的男性，从未谋面，只是凭借电话里的声音和照片，就能编织出爱情？每当安娜开始动摇，他就打来电话，表明自己的决心和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很快，安娜陷入了爱情，每天的电话聊天慰藉了孤独，她也开始想象未来的幸福生活。一个礼拜后，电话停止了。安娜非常痛苦，她立刻进入相亲网站，寻找下一个对象，“哀悼某种并不存在的东西”。
作者问道，这位男士究竟是在和谁聊天?他并不了解安娜，似乎也并不想了解，就许下了对于未来的承诺，他许诺的对象，“不是一个被他投射了自身欲望和需要，被他理想化了的女性吗?”作者说，“这就是站在理想化视角的异我（alter ego），浸泡在自恋之中，并对其他所有人的独特性不屑一顾。”
这本书从不同层面展现了互联网革命带来的心灵改变，比如，无限制的享乐、永恒的当下主义、色情制品与性极度泛滥，与之相对应的是，爱消失了，“我们与他人的情感连接变得松弛，与机器或装置的情感纽带则变得更加牢固”。
如今读来，这些句子已经非常可感，它就真切地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是我们自己的内心，这些变化从何而来？作者提供了一个精神分析的角度，她说，人类的爱情模式于最初的养育者，幼儿处于极度无助的状态之中，完全依赖于他人的身体，为了活下去，人类爱着帮自己存活的原初客体——通常是母亲（同时，也会在极度受挫的情况下憎恨她们）。这是人最初享乐体验的方式，如果没有完成分离，建立独立的心灵主体，人就会趋向于重复这些体验。
这是一本相当专业的精神分析作品，并不容易阅读，如果予以简单归纳，我们可以说，作者所谓“建立独立的心灵主体”，也就是成长的过程中，挫折、痛苦是不可避免的，每个婴幼儿都会经历几次创伤。作者认为，理想的状况是，养育者将痛苦控制在可以忍受的范围，帮助个体完成独立。但是，理想状态很多时候都不存在，因此个体常常很难完成独立，或者，会遭受超出忍受范围的创伤。
对于这部分个体来说，互联网提供了一个空间，帮助人们逃离创伤，同时，它也延迟了成长，助长了沉溺的快感和自恋的快感，使得“人的嘴里可以始终含着乳房而没有饥饿感，始终回避痛苦、悲伤，追求快乐，实际上，这就等于欲望、幻想和思想的死亡”。在中文里，这种娱乐方式被直接地翻译为“奶头乐”。
对于在互联网上长大的新人类来说，他人消失了，爱情消失了，“我爱我自己，你爱你自己，这就是现在我们相爱的方式”。新的需求是：被他人认可。互联网巨头们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并创造出各类平台来满足、鼓励人们的新需求（《归零》中，赛·巴克斯特就是社交媒体巨头）。于是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亿万个“我”，晒出照片，晒出自己的生活，渴望被看见，被认可，被爱，被点赞。作者评论说：“点赞决定了今天是快乐还是抑郁。”如果不被看见，似乎就没有了存在的意义。问题是，当每个人都是演员、所有人都在争夺目光的时候，被看见的只能是少数，那么，孤独、抑郁就是必然的处境。
在这一轮又一轮对新技术的热情欢呼中，学者戴锦华是少有的一直在发出预警的声音，她为《赛博格时代的爱情面孔》写了序言，其中一段问道：
“如果说网络时代有如此众多的社交和交友软件，林林总总的App，令我们拥有了无穷选择，为什么我们却如此难以建立或确立亲密关系，甚至恐惧、拒绝亲密关系的存在？如果说在网络世界中，我们追逐快乐、快感，所谓‘我的地盘我做主’‘今天你多巴胺了吗’，那么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抑郁症成了患者逐年递增的流行病？自杀率居高不下？”
这同样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3
亿万个“我”都在独白，喧闹的声音震耳欲聋，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波兰女作家托卡尔丘克的《温柔的讲述者》中，也出现了这个主题。
这本书收录了托卡尔丘克的一些散文与讲稿。其中，她不可避免地写到了出版业的危机和文学的危机。这几年，出版业每况愈下，哀鸿遍野，全球同此冷暖，东西方都是如此。常见的分析是，短视频流行，导致阅读人数变少了。
互联网改变的不仅是销量，也改变了出版业与写作者的形态。托卡尔丘克回忆说，从前只要写完一本书，交给编辑，之后就是等待了，等待编辑的意见，等待出版，等待批评，等待读者，甚至寄望于未来的历史书写。但是今天的年轻作家都不愿意推迟成功，一切都要握在自己手里（编辑的角色也越来越不重要了），这意味着对自我形象的包装、营销越来越重要。这一点我们也很熟悉，就是网红化了。
托卡尔丘克说：“我们正在见证一个前所未见的进程，我们看到，‘我’这个字眼的质量正在变得越来越重。”
在文学中，“我”的出现，意味着第一人称写作。托卡尔丘克说，第一人称的出现曾经是一个创举，它拉近了跟读者之间的距离，是世界必要的锚，是创造平等的基础，但今天它正在不健康地膨胀，“像不断膨胀的野牵牛，令其他观点和视角无法呼吸”。除此之外，“作者不断膨胀的自我（ego）正在彻底改变文学，也许将会是永远的改变。不排除在不久之后，文学中将只剩下两股主要潮流，眼下它们已经在书展和奖项中占据越来越多的空间——‘我会告诉你我曾去过哪里’和‘我会告诉你我的家庭’”。
托卡尔丘克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一点：由“我”的自白出发的非虚构是现在最流行的文体。自白的出发点很容易理解，人们希望被关注，希望感觉到自己与众不同，“然而，矛盾的是，它看起来就像一个独唱者自己组成的合唱团——声音重叠复沓，互相争夺注意力，在相似的轨道上移动，最终淹没了彼此”。
与此相对，小说这种更为复杂、“似是还非、亦真亦假”的文体，逐渐地失去了读者。托卡尔丘克悲观地说，再过两三代，也许文学阅读真的会消失。
4
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读到郁达夫的小说《沉沦》，这篇小说写于1921年，艺术上非常稚嫩，却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它第一次出现了“我”，不仅是人称代词“我”，而且是一个自我形象，有着喷薄而出的内心情感——在日本留学的年轻男性，表达着屈辱的民族情绪和压抑的性欲望。
一百年来，这样的情感主题和自我形象在中国文学中经久不衰。不仅如此，如同托卡尔丘克观察到的一样，如今中国的出版市场最畅销的，也是第一人称讲述的非虚构文体。最初，来自底层、不同职业的自我书写，让我们看到社会的不同层面，这当然是好事，可是渐渐地，变成“独唱者组成的合唱团”，很多独白真的变成了自言自语，只有自己，没有他人，即使有他人，也是某种工具性的存在。看见自己，成为自己，跟自己对话……充斥着书籍、小红书、抖音。
爱情的消失，他人的消失，自我的呓语，都是一样的，最终将导致生命力的枯萎。“我命由我不由天”的豪语和孤独无依的萎缩是一体两面。因为人终归是社会动物，无法独立存在。
托卡尔丘克说：“从某个时刻起，我们开始以碎片化的方式看待世界，一切被分割开来。世界正在消亡，而我们浑然不觉。世界正在变成各种事物和事件的集合体，变成一个死寂的空间。我们在其中孤独而迷茫地前行，被别人的决定所左右，被难以理解的命运所奴役，感觉自己是历史或偶然性之巨大力量的玩物。”
对于这样割裂、碎片化的世界，对于亿万个孤独的自我，托卡尔丘克强调关联、影响，一种将人类与自然万物、神灵鬼魂联系在一起的整体观——可是，这不就是东方智慧吗？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如今却很少成为我们的力量来源。会不会从郁达夫的《沉沦》，从“自我”浮现之后，我们已经完成了内在的转变，当我们划开自己的皮肤，发现自己实际上变成了西方人?
让我再次借用中国的传统智慧：物极必反。总有一天，人类走到山穷水尽，会意识到心灵的危机、存在的危机，也许这一天不会太远，我们终究需要寻找意义、寻找连续性和整体性。而故事、文学就是在建立意义、连续性和整体性之上，成为人们心灵的归处。
就像托卡尔丘克所说，我们要讲出“一个新的故事，一个普世的、整体的、非排他性的故事，植根于自然，背景完善，同时又容易理解。超越无法沟通的自我牢笼，揭示更大范围的现实，并显示出关联性”。
也就是俗话所说的：见自己广州股票杠杆配资，见天地，见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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