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6日线上股票配资炒股网,“2025年度陕西六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揭晓。
除了入选的项目,还有这些项目值得关注:
渭南富平永安遗址
展开剩余90%永安遗址位于陕西省富平县留古镇永安村西侧的黄土台塬上。202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开展了调查和部分区域的钻探、发掘工作。共清理仰韶时期遗存151处,包括房址14座、灰坑134座、灰沟2条、环壕1处,出土大量的陶、石、骨、玉器等遗物。初步确认永安遗址为一处以仰韶文化史家类型为主要内涵的环壕聚落遗址。
14座房址中,13座房址均为半地穴式,保存完整、结构清晰。平面形状均为圆角方形。
灰坑形制多较为规整,其中袋状灰坑数量最多,出土器物最为丰富。个别灰坑内发现有完整的动物骨骼。灰坑出土器物有陶器、石器、骨器、玉器等。
单个房址内部结构较为标准、统一,器物出土位置一致,为研究聚落家庭形态提供了范例;房址之间联系较为紧密,平面布局相近,揭示出向心式的聚落结构,为探讨仰韶早期聚落形式、社会发展进程等课题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
富平永安遗址的仰韶时期史家类遗存房址结构完整,向心式聚落布局清晰,是近些年发现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遗址。
本次发掘还揭露出仰韶早期史家类型环壕2段。环壕东北处设半凸形门道,门道内部设有圆形“门房”或“哨所”1处。门道北段处环壕周围一圈发现柱洞14个,可能为环壕的附属“栅栏”或“围栏”设施。
以上由半凸形环壕门址、“门房”“栅栏”共同构筑的设施,呈现出显著的防御性质。这种组合形态亦是关中地区首次发现,为进一步研究仰韶早期聚落结构和社会形态等方面提供了案例。
永安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不仅丰富了石川河流域仰韶文化的内容,更是关中东部地区深入研究早期社会的一次重要契机。
西安灞桥张家坡墓地:发现战国积石墓
张家坡墓地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十里铺街道张家坡村东。2025年5月至10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该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共发掘古代遗迹566处,其中,战国墓葬309座、车马坑1座;唐代墓葬214座;还有少量汉代、隋代、宋代和清代墓葬和灰坑。出土器物1169件(组),以陶器为主,器型主要有鬲、罐、壶、盆、俑等。张家坡墓地墓葬分布密集、时代跨度大,是研究西安东郊地区战国至清代社会生活的重要考古资料。
战国墓葬以东西向竖穴土坑墓为主,占比95%以上。从墓葬形制、葬式和随葬品组合来看,墓主多为秦人。应为一处有规划的公共墓地。值得注意的是,墓地中还分布有25座积石墓。这些墓葬的墓向、葬式、随葬品均与其他墓葬无异,但在生土二层台上或墓底放置大量河卵石。这种积石现象在浐河流域战国秦墓中虽有发现,但如此集中出现还属首次。
目前考古研究表明,由鲜虞族建立的中山国在战国时期流行积石墓的葬俗。本次发掘的积石墓,在形制上与中山国灵寿城、行唐故郡周边同时期的积石墓存在一定相似之处,墓主可能为鲜虞或白狄族(后)裔。除积石外,墓主在葬俗上还采用了秦人特色的西首、屈肢葬式,并随葬具有秦文化特征的器物。这一现象或反映出这些少数族裔长期生活在秦地,受秦文化影响逐渐产生了文化认同。墓中保留积石的做法,则可视为他们对本族先祖文化传统的一种延续与精神寄托。这批战国积石墓,为研究秦人的人群构成、文化认同等问题提供了宝贵材料,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包容性特质的有力实证。
唐代墓葬以南北向斜坡墓道洞室墓为主。其中,M144为一座东西向斜坡墓道砖室墓。基址中出土一块刻有唐代“开元三大士”之一不空法师译本《佛顶尊胜陀罗尼》的石碑,为西安地区首次发现。从营建过程、墓葬形制、塔基尺寸及出土刻经碑等方面来看,M144应为一座唐代塔墓。
隋唐长安城东市遗址:研究唐代佛像埋藏坑与市场演变证据
东市是隋唐长安城最重要的商业区之一,位于皇城外的东南方向,以朱雀大街为轴线,与西市左右相对。202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市隋唐长安城遗址保护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与文物保护重点实验室对长安城东市遗址进行发掘和研究,取得系列新收获。
佛像埋藏坑的实验室考古自2024年起持续进行。考古人员采用整体打包提取后进行实验室考古的方式,对佛像坑内的堆积进行分层清理,每层均进行系统的拍照、绘图、三维建模,确保清理过程的科学性和可追溯性。并针对不同材质,采取相应的清理与保护措施。本次清理的佛像数量大,材质多样,类型丰富。这是隋唐长安城遗址首次发现的以泥塑像为主,且数量庞大的佛像瘗埋坑,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与文化价值,为研究唐代的佛教艺术、宗教信仰及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围绕佛像埋藏坑周边,考古人员进行布方发掘。本次发掘遗迹有南北向道路、沟渠、夯土建筑基址、骨料坑等。通过开展多学科合作及科技考古,考古人员对唐长安的市场格局及手工业生产消费有新的认识。
东市本年度考古发掘的遗迹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叠压打破关系,反映出东市在不同时期的使用状况与发展演变,特别是不同时期道路和侵街现象的发现,为东市格局发展变化提供了重要依据。佛像埋藏坑是隋唐长安城内重要的发现,根据佛像造型特点初步认为其时代为唐代中晚期,系有意识的集中瘗埋活动的遗存,为东市内涵及隋唐长安城佛教文化研究提供新材料和新方向。
秦雍城秦公陵园墓上建筑遗址:发现战国早期祭祀性礼制建筑
2024年至202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宝鸡市考古研究所、宝鸡先秦陵园博物馆对秦雍城十二号秦公陵园M37墓上建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M37位于十二号秦公陵园内,平面呈中字形,由东、西墓道及中部墓室三部分组成,全长166.3米。墓上建筑位于墓室正上方,主要由夯土台基、散水、活动面以及柱网组成。
夯土台基位于墓室正上方,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由上、下两层组成。下层夯土台基四周边缘发现多处建筑材料相互扣合形成的防护设施。上层夯土台基叠压于下层夯土台基之上,较下层夯土台基略小。下层夯土台基东侧有通往上层夯土台基的踏步台阶,由两级台阶组成。夯土台基周围铺设有卵石散水,保存较好,大致呈“中”字形沿墓室口外侧铺设。
东、西墓道建筑材料堆积下为建筑活动面,活动面中间高两边低。墓道活动面上堆积有大量的建筑材料,主要有槽形板瓦、筒瓦以及半圆形瓦当等。
考古人员推测,中心建筑应为四面坡式建筑,东西墓道上为两面坡式建筑。此外,在发掘中还发现了由小石圭、小石璧组合而成的遗迹,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
本次考古发掘完整揭露了M37墓上建筑遗址的整体形制,考古人员判断,其年代为战国早期,推测该建筑为祭祀性礼制建筑。这一发现为研究秦陵墓制度及中国古代陵墓制度发展演变提供了重要考古资料,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西安三九遗址:发现珍贵的西汉聚落与北魏墓地
三九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凤城七路南侧、凤锦路东侧。202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遗址内开展发掘工作,共清理灰坑、墓葬、房址、水井、沟渠、道路、窑址等遗迹2081处,出土陶、铜、玉、铁、骨、蚌、石等质地小件遗物1818件(组)及大量陶片,梳理出遗址内西汉聚落、北魏墓地、宋代墓地、清代制陶窑区及墓地的沿革脉络。其中,最主要的发现为遗址内的西汉聚落与北魏墓地。
西汉聚落由道路、沟渠,房址及周边灰坑、水井,手工业遗存与儿童葬组成,时代自西汉中期延续至新莽时期。聚落内以南北向沟为界,沟东分布十字相交道路一组及沿路分布的8座大型院落式房址,沟西则发现较为集中的制骨、冶炼手工业相关遗存及半地穴式房址。院落式房址内部或周边均发现密集排列的碓,周边还发现配套使用的圆柱形石碓锥。手工业遗存主要与制骨相关,考古人员还发现零星炼炉、炼渣、红陶管、钱范等冶铸相关遗迹、遗物。
北魏墓地集中分布于发掘区中、南部,清理小型斜坡墓道土洞墓48座。墓葬多使用带有“石安”戳印文字的残砖封门,葬具均为梯形木质单棺,有单人、双人葬两类。墓内出土有“正始”“太和”纪年墓志砖及双耳罐、水波纹陶罐等典型鲜卑风格陶器。
该遗址所见西汉聚落遗址要素丰富、布局有序,揭示出汉长安城东郊区域以往未见的遗存内涵与分布形态,对深入解析西汉时期长安城近郊社会组织形态、布局结构具有重要价值。北魏墓地则进一步补充了关中地区同期小型墓葬的资料,对了解十六国、北朝时期对汉长安城的沿袭利用情况提供了重要参考。
西安西咸新区西郭村墓地:发现规划有序的墓葬
西郭村墓地位于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底张街道西郭村。2023年11月至2025年9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咸新区文物考古中心对该范围内的墓葬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共发掘古代遗迹1226处,其中墓葬1069座、墓葬围沟151条(组)、道路2条、窑址4座。2025年,考古人员发掘墓葬339座,沟57条,窑址1座。遗迹以战国秦汉时期墓葬为主,另有隋唐、明清等时期的墓葬。
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以竖穴墓道洞室墓和斜坡墓道洞室墓为主,多以2座至10座为一组,各组之间有长方形或曲尺形围沟相隔。墓地具有一定规划,主要沿两条道路南北两侧有序分布。墓地主体的沿用时代从战国晚期延续至东汉时期,以西汉早、中期最为繁荣。从墓葬分布情况来看,战国晚期至秦代墓葬主要分布于墓地西北部,西汉早、中期墓葬分布于墓地中部,西汉晚期墓葬至新莽时期墓葬分布于墓地东部,呈现出西早东晚、北早南晚的埋葬格局。
西郭村墓地南距秦咸阳城约5公里,东距汉惠帝安陵邑仅约1公里。可能在秦汉时期先后作为咸阳、安陵邑的居民墓地。墓地内以中小型墓葬为主,墓葬之间分布有序,且多有围沟分隔,表明墓地内应有着较为完善的管理与规划。
墓地中,有相当数量的墓葬随葬铁(铜)剑、铁环首刀、铜矛等实用兵器,墓主均为成年男性。此外,还有少量小型墓葬中出土有成组的铁锤、铁凿、铁锛等工具,展现出西郭村墓地中多样的居民身份构成,对探索汉惠帝安陵邑的居民来源与构成提供了新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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